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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加莫内达获2020欧洲诗歌暨文艺荷马奖章时间:2021-01-23  来源:  作者:木木  点击量: 核心提示

  2020年,新冠疫情波折肆虐,各国国门出入繁琐至令人禁足,受其影响,该年度欧洲诗歌暨文艺荷马奖章的颁授不得不采取国际快递方式。12月31日,奖章副主席中国诗人、翻译家赵四将奖章、奖证、授奖词文件、汉译《加莫内达诗选》联邦快递寄至西班牙莱昂市,加莫内达..

  2020年,新冠疫情波折肆虐,各国国门出入繁琐至令人禁足,受其影响,该年度欧洲诗歌暨文艺荷马奖章的颁授不得不采取国际快递方式。12月31日,奖章副主席中国诗人、翻译家赵四将奖章、奖证、授奖词文件、汉译《加莫内达诗选》联邦快递寄至西班牙莱昂市,加莫内达先生于2021年1月8日于家中收迄,同时邮件寄回“笔谈”文章以代“受奖感言”。

  赵四在西班牙诗人梅斯特雷的协助之下完成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了这位年届90仍笔耕不辍的当代西班牙最德高望重的诗人:

  安东尼奥·加莫内达,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迄今已逾六十余年,如今他是被一致高度认可的西班牙语诗人,在当代诗坛,可谓德高望重。在美学传统中,他是一位反潮流的诗人,以作品缔造了严谨且具美学效果的楷模,用生命树立了行为举止的典范。人性从一开始就主宰了他的文学思考,即那些面对时代的瞬间、存在的纯真和持久的迷惘;直面对尊严的挑战和抗拒历史变迁的激情。他歌颂自由,同时也就是歌颂正义和美,将其作为崇高精神不朽的表现形式。如地下之水泉涌而出的他的诗歌,具黑暗中的光明、根和记忆里的痛苦,一生的经验使其具有磁性。加莫内达的诗学是在现实和梦想的平台上,实行纯粹激情的原则、理性的追求,这内化于心的理性赋予外表的感知以意义,迈着时代不可抗拒的步伐,使诗歌作为语言的血肉之躯,进行先锋派的挑战以接近作为“更高光明”之启示的无形的诗歌真理。加莫内达作品无限的价值已不仅在于其特殊性,还在于对前途全部意义的开放,对未来的觉悟和思乡——作为知识分子的挑战,这是对人类精神财富最宝贵的遗产。在他的作品中,在象征的森林、新颖和革新的意象海洋里,共生着爱和激情,人民为幸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失踪者、母亲和博爱之林的记忆,批判和哲学的思想以及一个世界合唱的声音,这声音将对恶的否定作为自己主要的奋斗目标。加莫内达的作品是诗歌真理的纪念碑般的证词,对痛苦和死亡取得了深刻的根本性胜利,这是一个人用语言留下的遗产,经由它,我们还能看见、听到并感知美,作为另一种存在的诗用这种美保护世界。

  202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支持下,汉译“荷马奖章桂冠诗人译丛”第一辑四本书陆续面世,《加莫内达诗选》便是最先出版的一本,现已广泛上市。加莫内达先生特别对该诗选译者赵振江、该译丛主编赵四和出版社表达了热烈兴奋的感激之情。

  

 

  在死亡视角下的存在共同体中孕育主观现实的诗人

  ——赵四/ 加莫内达笔谈(代“2020荷马奖章受奖感言”)

  赵四:

  杰出西班牙诗人加莫内达先生,祝贺您获得“2020欧洲诗歌暨文艺荷马奖章”和这本颇具规模的汉译《加莫内达诗选》。这是您第一次被译介进汉语,比较起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西班牙语诗歌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这本汉译显得颇为姗姗来迟,但值得庆幸的是,它来得相对完整、品相庄严,让人肃然起敬。

  通过米格尔·卡萨多(Miguel Casado)教授为您的一生诗选《这光辉》所撰写的后记(它现在是您汉译诗选的“代序”),以及汉语译者赵振江教授的“译后记”介绍,我们可以大略地描绘出您一生的诗歌生涯。我注意到,在您诗歌生涯的早期,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静止的暴动》(赢得了阿多尼斯诗歌奖)之后,由于出版审查方面的原因,您的很多诗集都没有出版,直到西班牙结束了佛朗哥统治。在我的印象中,见到不少西班牙诗人的履历中写到过赢得阿多尼斯奖,我想它应该是西班牙的最佳处女作诗集奖,是吗?佛朗哥时期禁止很多出版,但没有停止奖项?您是否可以向中国读者更多介绍些那个时代的文化专制情况,是否作家难以出版,难以获得丰富的文学书籍阅读资料等?

  您作为一个“无法抗拒寂静的完美”的诗人,却在近一个世纪的一生时段中,身处时代的各种洪流,尤其是早年,艰难地生活于内战和贫穷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是强烈的创作意愿和不断的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和致力于使穷人获得教育机会)二者使您的生命得以获得救赎和升华。当我阅读您的塞万提斯奖长篇获奖演说词时,我意识到您的自我教育是多么成功,因为只有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才能够对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做出这样一种独出心杼的理解。您认为是“贫穷的文化”创造出了塞万提斯在西班牙语的现代叙事创作宗本中安置的具现代性的“诗”,这种诗被伪装为堂吉诃德的“疯狂”,处理“未知”或曰无意识地知:某种作者本人对之亦不了知,需经写作揭示、发生的思想之共同规范;正是一生“被天堂所拒绝”深陷苦境的塞万提斯自身艰困生活的发散创造出的自我荒唐化使其作品达至了这一诗的深度。所有诗歌,包括那些出自于苦难、残忍、不公的诗歌皆会造命自己于创造一种快乐形式上。作为诗人的自我教育,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诗人如何才能抵御时代环境的不利影响,不随波逐流,自树高格?您现在还坚持认为成就您的是“贫穷的文化”吗?我尤为热爱您的一句诗,深深被它打动,“我感谢贫穷,只为贫穷不将我诅咒并赋予我有别于从前的身份,那时我在拒绝中立法而且单纯。”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您是如何在“拒绝中立法”的吗?如果一个诗人有幸,并非出自“贫穷的文化”,您认为,他(她)建立自己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我注意到一些评论中说,在您的所有作品中,《描述谎言》标志着您开启了诗歌的成熟期;《寒冷之书》确立了您在当代西班牙语诗歌中最重要诗人之一的位置;《损失在燃烧》抵达了《描述谎言》开始的成熟期的顶峰。您是否同意这一判断?是什么使您在长诗《描述谎言》中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风格?当我读您的诗歌作品时,获得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描述谎言》开始,这个诗人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彻底解放了自己。它无疑是“智慧在更深的苦难中增长”的结果,我想,那时候您一定是经历了一些灵魂中的深刻变化,因为对诗人而言,决定性的形式变革无不出自灵魂的巨变。您能够给我们更多线索让我们来理解这一变化吗?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书无不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不再是分行韵诗,甚至不是自由诗。我依稀感觉在西班牙语、法语中,当代散文诗和韵文诗拥有同等的“诗”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不过在英语、汉语中,似乎多数诗人们都还没有放弃对纸页右侧的空白“天然拥有诗意味”的信仰。您对这样的不同有些什么看法?

  西班牙语诗歌世界在中国读者眼中基本是一个整体,我们迄今最熟悉的,要算是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智利诗人聂鲁达、墨西哥诗人帕斯、秘鲁诗人巴列霍。这些年在译者们的努力下,我们也陆续出版有西班牙“二七一代”诗人、智利诗人贡萨罗·罗哈斯(Gonzalo Rojas)、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a)、阿根廷诗人罗伯托·胡亚罗斯(Roberto Juarroz)、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等,在您的视野当中,西班牙语世界里的健在诗人中,除了梅斯特雷(Juan Carlos Mestre)——他和您一样将在我们这套“荷马奖章桂冠诗人译丛”中拥有汉译本——还有哪些诗人是您特别欣赏的,或者说您愿意让全世界的诗歌读者们与您共同分享的?如果您能给出您的理由,那会使我们更加受益匪浅。

  

2020荷马奖章

 

  加莫内达:

  荷马奖章,代表欧洲和中国在人文思想和美学态势方面的价值与关联,能够为其认可,对我是莫大的荣幸。同样,也是深切的感动,它表明两大洲的人民和诗人之间存在着亲近和情感的一致。因而我的感激之情也延伸至这双重空间:感激荷马奖章荣誉的意义,也感激在我体内激起的情感体验:助我生活并对兄弟情谊进行思考。

  你向我提及,在中国,对我的认识和翻译可能都是滞后的,因为直到现在,与荷马奖章的颁授同步,我的第一本诗选才出现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我谦恭地不赞同这一看法;传记时间和诗作传播时间可能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差异和距离。

  我很年轻时便开始写作,二十岁时,已打算出版一册诗集,但是出版社非常穷,经济的崩溃使出版计划落空。然而出版商的失败可能是我的幸运。在流逝的九到十年中,我做了自我批评,重写了许多诗,第一本诗集中的诗被销毁了不少,又写了一些新的诗,可能有了更好的条件。在1960年,早已过了青少年时代,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静止的暴动》。此前的诗集《大地和唇》,仍未出版,被我拘禁了不止二十五年,直到1987年,压缩了许多,收入了题为《时代》的多卷本合集的第一卷。

  在继续讲“年谱”之前,我想做几点说明。首先要强调的是对于我的诗歌所获得的理解,我十分满足并深表谢意。这一理解在汉语中与我的译者赵振江教授的翻译才智、感受度、语言能力相一致。在其他国家,也有相关文学批评,出现在书籍、文章、博士论文、学术研究中,它们大多都慷慨而精确。至于在西班牙,主要与诗人、批评家米格尔·卡萨多教授相关,他为阅读我的诗歌奠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除了我自己,任何事、任何人都未拖延,这是我感激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见解和态度对我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我是一个晦涩难懂的诗人,这仅仅发生在西班牙,而且未曾给我带来任何不快;时间将会证明谁是对的。

  我还想对影响我的生平和迟滞再多说几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不少于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写得非常之少,没出版任何著作。在那些年里,反抗法西斯专政的态度和朴实的活动在我的生活中有所体现。对于思想而言,这也是一项任务,只要镇压和审查制度存在,我就拒绝发表作品。稍后对这一情况,我会多说一点。还有我对外省生活的热爱,我自愿远离大城市的文学圈子,具体说,就是马德里。

  我知道在中国,人们了解、阅读并高度评价加西亚·洛尔卡、塞萨尔·巴列霍、巴勃罗·聂鲁达;还有贡萨洛·罗哈斯、胡安·赫尔曼、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有这六个名字,你们已经很接近于欣赏当代西班牙语诗歌的巅峰之作了。如果你们允许,我要告诉你们,他们中只需再加上克劳迪奥·罗德里格斯[1],一个伟大的、不可或缺的西班牙诗人,已故,梅斯特雷以外,他是最年轻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我没有获得阿多尼斯奖,1959年,它公正地奖给了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2]。我们的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确实获得过,在1985年。目前,这一奖项由一些堪称反动的团体主持,重要性和趣味都显著地贬值了。

  回到我放弃出版、几乎不再写作的那些年,我能够指出的是,正是我写作第三本书即《卡斯蒂利亚的布鲁斯民歌》的时候,1965年前后开始写,直到1982年才出版,在1968年被佛朗哥的“文学警察”干预、审查,这使我下了不出版的决心。

  既然说到我的传记,我想提一下,在我满14岁的第二天,便开始在商业银行工作。早晨五点钟,燃劈柴,生煤火,其余时间抄写信件、当差跑腿,一天要干十四个小时。没有任何老师,我自学了中学课程,后来又在别的岗位上,在银行共待了25年。我的有薪工作又持续了另一个25年,不过是在文化和教育部门。由于疾病的原因,在65岁的年纪上,我退休了,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写作。

  总之,我写了约三十种不同书名的诗集,包括合集与选集;另有三种短篇小说和回忆录,十几篇主要是关于文学和视觉艺术的杂文。快满九十岁了。我仍在写作,并且只要活着,只要思维合理完整,我仍将写下去。为了心安理得地活着所能做的一切,我都做到了,我希望全人类都好。用这个注释,可以结束我的传记。

  但是就我的生活和理解诗歌的方式而言,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我唯一能说而且应该说的,既然价值判断,甚至意义,仅仅属于那些能够并愿意将其付诸实践的人。

  在某处,我说过我的诗歌写于死亡视角。那不是什么新发现,死亡视角对所有人及其行为,包括诗歌的书写,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死亡视角下做的。忽视这一存在的境遇并不能阻止其“在那里存在”,而且毫无疑问在影响着我们。

  我们称其为生命的,是我们能够体验到的唯一现实,这一体验表明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也能够意识到与我们“同在的”其他生物。没有它,便是非现实乃至非理性的起因。我们还需记得,意识并非仅由知识构成:生命意识在我们的行动中变为现实。

  对于诗人,诗歌意识包括在总体意识中,它让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深度和特征来孕育现实,而且认知的总体形式是各不相同的”。这一深度和这种个体的、主观的特性是可传递的;它们能够投射于我们的共同存在,而这种投射是通过词汇及其在语言中的表述来实现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诗歌现实是一种“主观的”现实。因此,常用的语言,日常交流中约定俗成的语言,可能不是诗歌语言。我们要注意,在同样是通过应用建立起来的局限,“并非总能将个人主观创造、现实生活的各种意义以及感动、情绪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另一种语言必不可少”。

  “这另一种语言扩展并丰富常用语言,是的,另一种语言在这同一种语言之中”。词汇也和我们在共同生活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但是却能使人们感知、理解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属于诗人的主观经验。总之,这些词语将获得一种新的张力和意义,并被赋予一个主要由节奏所决定的音乐体魄。这便是诗歌语汇。许多个世纪以来,极为精美、强大的中国文化,在其诗歌和戏曲创作中,知此甚深。

  诗歌语汇有其自身价值:它允许交流传播那些在惯用语言中无法表达的主观经验,而且这一表达有它自己特别的美和张力。这是诗人的特权,是的,但我想它并不增加别的品德。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一个诗人,仅仅因为他是个诗人,就该被认为比一个不是诗人的男人或女人更敏感、更睿智,或更善良。像大家一样,诗人也必须具备为共同生存而有的公正、积极的意识和行为。

  “像大家一样”,这几个词能概括一种伟大的不可缺少的价值:“当每一个人的意识和行为都和大家一样,我们便会处于和平、团结和同情之中。我们便共存于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民主当中”。

  我的诗歌写作。我一直爱她,只要生命存在我仍将爱她,我的生命由这些价值决定并受它们评判。再一次感谢,因为,在伟大的中华祖国,人们赋予我一个信号:我可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永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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