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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要立志高远,耐得住寂寞 ——王先霈先生访谈时间:2021-03-04  来源:  作者:木木  点击量: 核心提示

    王先霈先生    《王先霈文集》新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八卷三百余万字,涵括作者数十年来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前五卷为学术著作,全文收录者如《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佛语..

  

 

  王先霈先生

  

 

  《王先霈文集》新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八卷三百余万字,涵括作者数十年来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前五卷为学术著作,全文收录者如《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佛语哲思》《古代小说序跋漫话》《文学美》等,节选者如《文学评论教程》《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国学举要·文卷》《文艺心理学读本》《文艺理论学科地图》等;后三卷为学术论文、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序跋与讲演录。作者后记中自称“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在六十余年写作生涯中,他在中西文论会通、文学批评学建设、文艺心理学本土化、文艺批评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王先霈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风格特点,本报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魏天无对王先霈先生做了访谈。

  魏天无:王老师好。首先祝贺您的文集出版。您在多个学术领域里的成果和成就,学界有目共睹。您长期在高校执教,担任过湖北省作协主席等多个社会职务。您也多次谈到,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一个特点或者叫传统,是将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工作努力地结合。就前者来说,您在1986年就与范明华老师合著《文学评论教程》,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被指定为高校文科教材。后来扩展为文艺学教材系列《文学欣赏导引》《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批评导引》,为许多高校中文系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年将要推出修订第三版。您的文集收录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文艺心理学读本》等,也是在讲稿基础上撰写而成,保留了课堂教学的“现场感”。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一直受到关注,而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也依然存在,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想法和感受?

  王先霈:高校教师有以教学为主和以研究为主两大类,我一向把自己放在前一类,并且不认为前一类就一定比后一类低一等。我多年不离讲台,行有余力,再做些研究工作。以教学为主的教师也要做研究,否则他的教学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能使学生受到长久的教益。研究工作,追求的是新颖独创,与众不同。大学里的教材和课堂讲授,却不能只介绍一家之说,不能只讲教师本人的学术观点,本科教学尤其是这样。教材也要讲究体系性,那是讲述的体系,而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自说自话的所谓理论体系,和学术著作的体系性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是学术著作,真正能够做到体系创新的也是很少很少的。一篇论文,一本书,能够在一个学术问题上提出崭新的论点和思路,已经很不容易了,论点和思路经得住辩驳,经得住多种文学现象的检验,更是难能可贵了。当然,立志要高,我也想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从使用统编教材到自己撰写教材,必定是一个不短的研究过程的产物,融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教材要告诉学生关于这门学科——比如说文学批评学,或者文艺心理学——国内外学界已经取得哪些主要的成果,我们教师怎样看待评价这些成果,还有哪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评论教程》1986年初版,后来在好几家出版社出过很多次修订版,十年前转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列入“精品教材”之后,今年又要推出在这个社的第三版。这就是反复加入自己的研究新成果和吸收学界研究新成果的过程,同时又是在自己和兄弟学校使用过程中,调整教学适应性的过程。逐渐有新的年轻教师参与进来,又是队伍成长发展的过程。总之,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很自然的。当然,有一部分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距离较远,这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

  魏天无:您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尤其是对本省刚刚出道、不很为人知晓的写作者投入了很大的兴趣和精力,被许多作家引为知音和引路者。重读《文集》中收录的评论文章,这些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今天的文学批评问题多多,我个人觉得“批评”和“批评家”已被“污名化”,其中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作家诗人的作品当然可以批评或批判,但意在惊世哗众而非诚恳对话的批评,让人觉得有“酷评”复苏的迹象。您在很多文章中谈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问题,在大众媒介、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文学批评如何自处,批评家怎样才能赢得读者的尊重?

  王先霈: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看法不是那么悲观。我看到文学批评界新人不断出现,二三十岁的作者的文章表达出独到感受、提出新颖见解的,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近十多年来,文学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要想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作家、批评家一夜成名,一两篇作品发表就名满天下,现在已经是不太可能了。但又有少数写作者急于获得众目注视,某些媒体出于各种原因乐于出手炒作,就有了一些新闻性强而文学性、学理性不怎么具备的所谓“文学批评”。这个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讨论,文学界对此甚至可以干脆不予理会。另外,文学家的价值被全社会认识,有时候有滞后现象。陶渊明、杜甫,他们在世时的名气比后世对他们的尊崇差得很远。一百年来,几十年来,乃至十几年来,我们的有些作家作品,从默默无闻到满城争说,或者从大红大紫到无人问津,不都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吗?有的杰作经过时光淘洗才放射奇光异彩,立志高远的作家和批评家都要耐得住寂寞。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终究会拥有钟爱它的读者群。

  近一两年,我对写作伦理问题发生兴趣,写了两篇有关叙事伦理的文章。写作者对自己要有伦理要求,文学批评,既不应该溢美,也不应该增恶,溢美和增恶都是不符合批评道德、写作道德的。我读清代方苞的文集,他写过很多篇墓志铭,给很多人文集写序,他总是依照自己的认识给予平实的评价,即使给他的外祖父写墓表,也是坚持如此。为此有时与请托者发生分歧,他甚至会让别人另请高明,也不改变。他对记事文的要求是“事信言文”。事信,就文学批评来说,是你的评价符合所评作品的实际;言文,是你的评论文章韵味悠长,讲究结构技巧,讲究文笔情趣,有独立的欣赏价值。这样的批评家,可能一时让被评者有些失望,终究会被多数作家和读者所理解、所尊重。

  魏天无:每当社会出现大的变化或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会出现不少回应社会现实的所谓“急就章”。不少人认为,“急就章”不能成为经典作品,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王先霈:成为经典大多数不是预先策划的,多半是自然发生的,而且往往是多种合力导致的。对于作家来说,文学回应社会重大事件,出于作者公民的良知,社会积极成员的本性,写作时不应是由个人的功利心支配。“急就章”迅疾表达民众的关切和悲喜,更有可能引起强烈反响,而其艺术形式的完满与否,则依托于作者自身的素养和积累。

  文学艺术作品成为经典,多半需要经历足够长的沉淀期。另一方面,文艺作品发生影响的大小、迟速、深浅,又和它的题材、风格与社会审美趣味的潮流、风向的契合程度息息相关。个人风格与时代风尚相投合,则较有可能洛阳纸贵;相错位乃至相龃龉,即使是水平甚高,也常常门前冷落。站在文学的本位上,尽可能把正当的正义的社会心理转化、升华为审美心理,并且外化为精致的艺术形式,总还是必要的。一时反应平淡的作品,在社会风尚有所调整、变化的时候,身价陡增,有的并且提升到经典的地位,逢知音于异代,那靠的不是运气,靠的还是作品的品质。

  魏天无:除了体大而虑周的学术专著,您也撰写过不少通俗的、普及性的介绍文学、文学欣赏的书,比如早期面向中学生的《文学美》,后来面向青年学生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文艺理论学科地图》等。现在肯下功夫做这种工作的学者、理论家越来越少。文学修养是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并不打算就读中文专业或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生,以及关心孩子健康、全面发展的家长来说,提高文学修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王先霈:这次编文集,我再一次发现,几十年来写文章、写书,很多是被动的,报纸杂志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向我约稿,而且其中很多是命题作文,我才动笔。大概这和以前大学并不对教师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以及争取项目有严格要求相关吧!只是,题目也要是我有兴趣的。我是一个教师,这个职业赋予我的责任,是把某些门类的人类智慧成果传达给学生。既然课堂上在做,那么化为文字,写些非专业读者可以读的东西,推向更广的范围,又何所不可?那么,普及读物,与学术专著是不是高下有别呢?如果是提出了学科上新发现的论著,那当然价值很高。但是,我以为,写好普及读物,也并非易事。

  我一直很认同赫胥黎说过的一些话,例如,他抨击过“面向公众的演讲仅仅是小菜一碟,不在一位哲学家严肃对待的事宜内”的说法,认为,把“精确与普及”相结合是“非常困难的艺术”。他说过,“我发现,要把在野外、实验室和博物馆学到的真理,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想要不牺牲科学准确性是难以想象的,这耗尽了我全部的科学和文学能量”。这些话过来人才会感受深切。大家都知道,赫胥黎向全社会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推动近代科学的进步,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我小的时候,读过叶圣陶、夏尊、吕叔湘等先生写的语文知识小册子、作文写作的小册子,后来成为我写作普及读物的典范。他们的这类书,不只是指导读者学习一门具体的知识,而且引导读者如何迈向知识之旅、智慧之旅。就是同行专家,也可以从这类书中,有所启发。所以,我虽然并不是很合格的执笔者,但凡有这类约稿,我都尽量去完成而不是推诿。而且,我以为,如果作者真的有渊深的学养,普及的著作里也未必不可以表达若干精到的创见。近年来,有的出版社已经在有意组织这类读物了。

  魏天无:您以前常常应邀到各所高校、文化单位、研讨会发表讲演,其实也是普及知识、智慧的一种方式。很多听众对您的讲演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文集也收录了部分讲演录。我听到的您最近的一次讲演,是2018年5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国际会议上,您谈到马克思关于“空间”的论述,认为空间是一个越来越显得重要的因素,它正在成为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概念、重要范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一些新的文学现象。比如网络文学依凭飞速发展的传播技术,已经改变了写作者与阅读者的空间关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网络文学的?空间关系的改变为什么对文学研究如此重要?

  王先霈:网络文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名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经常在网上发声的人数以亿计,界定“网络文学”概念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研究中心在1996年,与《羊城晚报》“花地”副刊联合举办过一个小型的网络文学讨论会。会议前夕,有一位外地经常在网上发表文字的作者,发来电邮,问:“你们有什么资格主办这样的讨论会?”我觉得他的质问有些道理,我们当时对网络文学的实际情况知之极少。但是,作为一种好奇,找些人在一起聊聊,也没有坏处吧?现在我对网络文学的认知增加得并不多,而国内对此有深入持续关注的学者已经不少了,作家协会专门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不断推出学术性日渐加强的成果。我只是觉得,对网络文学的领导,要大有别于领导传统文学的方式。比如,提出网络文学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我就对其效果很有怀疑。

  网络文学有很强的娱乐性、商业性,在这里,艺术生产者与接受者的空间界限变得模糊了,空间间隔大大缩小了。你提到2018年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讲话,那是说,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某些强势国家像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千方百计夺取和掌握空间,不仅力图控制物质产品的空间,还力求控制精神产品的空间,我们要有对应之策。我国的网络文学在国外有比纯文学更大的传播空间,我们要扩展这个空间。从这个角度探讨网络文学的作用,就回到网络文学自身本有的特性,也有一些学术性的课题可以做。

  魏天无:您对本省年轻一代,比如80后、90后作家诗人有关注吗?年轻一代批评家呢?从您的经验来看,作为写作者,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批评写作,最需要注意或者说警惕的是什么?

  王先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的阅读量在缩小。年轻的批评家的文章看过一些,他们起点很高,知识背景宽阔,其中有的人文字和口头表达都好。批评和创作不一样,新的批评家需要相关机构和刊物的更大支持,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展示才华、能力,从而提高作家和读者对他们的认可度、信任度。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一个批评家成熟的标志也是形成了学术个性。批评家要有宽广的审美容受力,但也会有自己的审美选择。多位各有个性的批评家群体的存在,对于创作的激发更大。一部新作出现,一个新人出现,批评界做出不同的甚至相异的反应,那就是一种繁荣气象。高校里的文学批评家参与作家协会的业务活动可使双方获益,青年学者如果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不够的,在实际活动中更能培育对作品的精细的判断力。

  2021年2月2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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